即使《返校》仍有角色和劇本薄弱的問題，但電影提出的面對歷史的反身視角太重要，這是疼痛，卻珍貴必要的。無論從大歷史或個人的角度皆然。前者比如艾騰伊格言的《A級控訴》《我記得》、Ari Folman的《與巴席爾跳華爾滋》，後者比如改編小說《心靈詭計》的《福爾摩斯先生》。
在問我們為何遺忘之前，先問我們是如何記憶的。
這篇文章不談自由與白色恐怖，以一段諾蘭《記憶拼圖》的戲，來看《返校》中的鬼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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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「我怎麼會不記得這麼樣一個重大事件？」
-「我稱這種現象為「神遊身外（dissociative events）」，某些人親身經歷了一些可怕的事，卻覺得自己只是事件的旁觀者。曾有一位戰地攝影師來找過我，我問他1983年的事，問他怎麼在那麼殘酷的戰爭中生存下來？他回答，『一點也不難，我把它看成一場時間較長的體驗遊戲。』......他對自己說，哇真是大場面呢！子彈橫飛、爆炸連連、斷肢殘臂、還有逼真的尖叫聲。他像戴著3D立體眼鏡在看一部戰爭大片。
--Ari Folman，《與巴席爾跳華爾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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